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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文:【文章導讀】“王公傳統”:迥異于西方范式的中國城市規劃的獨特之處

文首300字: 圖片源自網絡。今天的我國規劃同行們喜歡談論公眾參與、社區規劃,注重將民眾的訴求和需要納入到設計之中,將自身看作是城市或者社區民意的代言人。從中可以看到民主社會的進步,特別是西方現代思想對于我們的影響,這些影響甚至具有決定性。我們的民主觀念受西方影響,而目前我們使用的理論也幾乎全部來自西方。于是,似乎西方的就是中國的。然而,我們可能很少會問下面的問題:作為一個具有幾千年高度文明史,其中......(2019-06-03 1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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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城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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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導讀】“王公傳統”:迥異于西方范式的中國城市規劃的獨特之處


圖片源自網絡。

今天的我國規劃同行們喜歡談論公眾參與、社區規劃,注重將民眾的訴求和需要納入到設計之中,將自身看作是城市或者社區民意的代言人。從中可以看到民主社會的進步,特別是西方現代思想對于我們的影響,這些影響甚至具有決定性。

我們的民主觀念受西方影響,而目前我們使用的理論也幾乎全部來自西方。于是,似乎西方的就是中國的。然而,我們可能很少會問下面的問題:作為一個具有幾千年高度文明史,其中不乏影響世界的文明國度,中國難道沒有什么特質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嗎?百年以來我們學習和借鑒的西方現代知識,是否就是中國知識的全部面貌?隨著時代的進步,也許這些問題會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

對于一個幅員遼闊而人口眾多的大國而言,維持其經濟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的統一并不容易,尤其是在生產水平相對落后、通訊技術不發達、醫藥衛生等各項公共事業欠發展的年代。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的特點,或者說中國的某種獨特性,或許真的存在于這種統一的古代大國之中。

問題在于,究竟該如何去探索發現這些特有的基因。

《》2019-3期文章《隋大興的知識體系:以歷史人物為線索的文獻考察》(作者:郭璐)向我們展示出什么是中國的獨特之處,以及如何嘗試去發現中國的獨特之處。

文章首先梳理了隋代大興的流程。開皇二年(582年)隋文帝正式頒布遷都詔書,這是大興的標志性事件,以其為分界點,大興規劃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陳謀獻策”,制定戰略決策,主體內容是論證遷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明確新都定位,并確定都城選址和總綱;第二階段為“創造新都”,進行具體的布局、建設。  

在此基礎上,文章對兩個階段的參與主體的知識構成進行了分析。

第一階段“陳謀獻策”,其主要參與者是隋文帝、高颎(時任尚書左仆射兼納言)、蘇威(時任太子少保兼納言、民部尚書)所構成的最高政治統治集團,所憑借的是集戰略思維、典章制度于一體的政治智慧與施政才能。太史令庾季才所掌握的被稱為“天地秘奧”的天文、地理與卜筮的知識,也在都城選址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階段“創造新都”,高颎、宇文愷、劉龍、賀婁子干、高龍叉等是主要參與者。高颎負責將最高統治集團的戰略決策貫徹于實際的創制營構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宇文愷以其熟諳古今經典的學識與高超的空間布局技巧,主導了城市空間的劃分和形態塑造。劉龍、閻毗、何稠等大匠長于設計與工藝,應主要負責宮室、官署、寺觀等重要公共建筑物的規劃設計。工部尚書賀婁子干主管土木工程營造,并掌管百工,以人力管理的才能和勤勞踏實的作風參與規劃工作。太府少卿高龍叉主要保障新都建設的資金和物資供應,這需要的是統籌管理資金和物流的知識。

最后,經過綜合歸納,文章提出在隋大興的中存在一個結構化的知識體系。規劃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各類型的知識,涉及政治、社會、經濟、自然科學、藝術、技術、管理等各領域,是一個綜合性的知識群體;而且,它們并不是零散的觀念或知識的堆積,而是具有清晰的內在邏輯,各類型知識直接指向實踐的各個階段,從戰略決策到布局建設,從宏觀到微觀,從定性到定量,是結構化的知識,可以稱之為一個知識體系。

這一知識體系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知識體系,它不從屬于特定學科或專業,不對應于特定職業,體現出自身的鮮明特征,具有“王公傳統”與“工匠傳統”的雙重屬性。所謂“王公傳統”,是由國家最高統治集團所主導,即基于政治謀略、典章制度、天地秘奧等進行論證、定位、總綱與選址;所謂“工匠傳統”,是與具體操作的經驗與技能相關,包括空間布局的技藝、設計工藝、人力與物力管理的技術等。這兩個屬性又與職官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前者主要由“輔弼之臣”即三省六部的政務官員主導,高颎、蘇威等作為三省首領,屬于此列;后者主要由“府藏之臣”,即九寺五監的事務官員主導,宇文愷、劉龍等同屬此列。

文章主體部分從戰略決策的參與主體和布局建設的參與者兩個部分展開分析,結構清晰,論證合理。從中讀者可以明晰的了解到隋大興城規劃建設包含的兩個階段,即戰略決策的前期階段和布局建設的后期階段。需要指出,前者即規劃戰略決策知識,綜合了政治謀略和典章制度等,與習慣上的工程建設思維和知識不同,一直以來也特別容易被忽視。

文章總結出“王公傳統”,有利于啟發規劃師突破“匠人”或者“工匠”思維,更完整的參與到建設活動中,也有利于重視和發展規劃中應該有的戰略思維。對于豐富和推動世界規劃學術而言,“王公傳統”中政治謀略的考量等也無疑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對規劃歷史、規劃理論和戰略規劃感興趣的讀者不要錯過這篇文章。

( 感謝《隋大興的知識體系:以歷史人物為線索的文獻考察》文章作者在導讀編寫中提供的幫助。)

 圖1  以三省六部為核心的隋初中央文官官制

Fig.1 The civil official system of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Sui Dynasty with three departments and six ministries as the core

注:隋初設有十一寺,后逐步發展形成“九寺五監”的成熟體制。


 圖2  《隋書》所見高颎大事年表

Fig.2 Chronology of GAO Jiong based on the record of Suishu

資料來源:據《隋書》之《高祖紀》、《高颎傳》等繪制。


 圖3  隋文帝遷都詔書所見新都規劃的論證、定位與選址

Fig.3 Demonstration of the planning, as well as positioning and site selection of the new capital in the imperial edict


 圖4  隋大興規畫布局過程推測

Fig.4 Speculation on layout planning process of Daxing in the Sui Dynasty

資料來源:據《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與《魏書》卷八十四《李業興傳》繪制。


 圖5 隋大興的實踐機制、知識體系與職官體系

Fig.5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body of knowledge and official system of the urban planning of Daxing in the Sui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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